江帮主要求对新青年会的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将一个辩论『性』质的社团改造成一真正的政党。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个偏右的小组，大多数委员均反对改革。他们不像江帮主那样能看清建党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民主共和国革命的手段。
唯一叫江帮主意外的是李寿昌，这还没有到“五四”呀……
李寿昌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就深受在中国流传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感染，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早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寿昌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应中国社会党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寿昌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李寿昌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寿昌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寿昌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寿昌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寿昌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寿昌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他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
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
李寿昌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fu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fu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寿昌已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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